我的写作之旅
余华
我于 1983 年踏入小说创作领域，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影响，陶醉于他作品中细腻入微的刻画。彼时，我深信人物情感的起伏远比性格更具分量，于是在这一思想引领下，创作了《星星》等代表作。这些作品发表在 1984 年至 1986 年期间的文学期刊上，该创作阶段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探索与锤炼，因此我并未将这些作品收录于个人集子中。
在川端康成影响下，我从一开始便极度重视叙述细节，着力捕捉和把握微妙的情感变化。这种叙述方式在后来的创作中为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，因为它是作品充实与否的关键因素。川端康成的影响也不无弊端，过于内省的写作逐渐令我感到思想的局限。正是在这一时期，即 1986 年，我邂逅了卡夫卡，他的叙述方式让我惊叹不已，原来小说还能如此挥洒自如。
卡夫卡既是一位严谨的思想家和情感家，又是一位叙述上的自由主义者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方式能够更充分地传达思想和表达情感。于是，卡夫卡解放了我，将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中解救出来。与川端康成不同，卡夫卡教会我的并非描述技巧，而是写作的方式。
在这一阶段，我创作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《现实一种》《世事如烟》等一系列作品。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当属我的首部成功之作，当时许多作家和评论家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，即后来的「先锋文学」。
余华作品《现实一种》，作家出版社出版
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，我在国内被视为学习西方文学的先锋派作家，而当我的作品被译介到西方后，他们却认为我与文学流派无关。我想谈谈先锋文学。我始终认为中国的先锋文学实则只是一个借口，其先锋性颇值得怀疑，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先锋文学运动彻底落幕后才出现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创作这一系列作品的初衷是对真实性概念的再认识。文学的真实是什么？彼时我认为，文学的真实不能仅以现实生活的尺度来衡量，它还包含着想象、梦境和欲望。1989 年，我写了一篇题为《虚伪的作品》的文章，它的题目源自毕加索的名言：「艺术家应该让人们懂得虚伪中的真实。」为了表达我心中的真实，我愈发感到原有的写作方式难以满足我的需求，于是我开始探索更丰富、更具变幻性的叙述方式。
如今，人们普遍将先锋文学视为八十年代文学形式革命的一次彰显，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，它仅仅只是使文学在形式上变得更加丰富罢了。
进入九十年代，我的写作风格出现了转变，三部长篇小说——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《活着》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——标志着这一转变。对于这种变化，评论家们对此议论纷纷，但其实与我的写作无关。可以这么说，是叙述带领着我创作了这些作品，在书写过程中，我惊喜地发现人物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声音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认为人物没有自己的声音，它们只是作者意图的符号。当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时，我不再是发号施令的叙述者，而成为了感同身受的记录者。这种写作方式无比美妙，因为我经常能够倾听到人物内心的声音，他们的话语比我刻意安排的更加精准动人。
余华作品《活着》，作家出版社出版
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更具亲和力，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接纳。我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心在变化，我如今更倾心于活生生的故事和情感，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同情和怜悯之心，以及对这种情感的彻底表达。文学不是实验，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，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哗众取宠，而应是为了深入人心，表达人类的内心世界，而不是展示感官刺激。
我喜爱自己九十年代的作品，也同样喜爱自己在八十年代创作的作品，因为它们对我而言同样重要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将继续书写，我希望今后的作品能够更有意义，而这个意义在于创作出拥有灵魂和希望的作品。
1998 年 7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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